在天水历史上，父子进士有两家，一家是唐代略阳（今秦安）的全皋、权德舆父子，另一家则是清代的任其昌、任承允父子。而像任氏父子相继为山长主讲同一书院、桃李满天下的，则绝无仅有。
任其昌（1830—1900年），字士言，清秦州伏羲城人。清同治四年（1865年）得中进士，时年36岁。分配户部任职，次年奉母携妻赴京就职，从此做了八年小京官。同治十一年，因母亲常思故土，于是毅然放弃仕途回归故里。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即归里后的第二年，主讲秦州的州立书院天水书院。清光绪三年（1877年）道立陇南书院建成后，移讲陇南书院，任山长。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使秦州学风士习为之一变，门下受业者约有千人，其中进士及第和中举的多达八九十人，被誉为“陇南文宗”。
任其昌去世后，地方学子士绅私谥“文介”，并于城南三台寺、伏羲庙来鹤亭立祠纪念。民国30年（1941年），其故居所在伏羲城南巷子改名“士言巷”，以志纪念。
任其昌天资高迈，深研经史，著作宏富。著有《敦素堂诗集》《敦素堂文集》《八代文抄》《三礼会通》《史评》《秦州直隶州新志》（和伏羌王权合撰）等。
任承允（1864—1934年），字文卿，任其昌长子。秉性聪明，平淡沉静，喜读书，有父亲遗风。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科进士，时年31岁，授内阁中书。任职后又兼任国史馆协修，方略、会典两馆校对。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闻父丧音信，历经艰辛返里尽孝，后接替父亲主讲陇南书院，人称“小任山长”。著有《桐自生斋诗集》《桐自生斋文集》《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等。
一、任氏父子二人对秦州教育、文化贡献巨大，理应纪念
任其昌、任承允父子为学、为官、任教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是科举都比较顺利，中举、中进士都在青壮年，任承允略早；二是仕途平淡无奇，都以小京官终结，任承允略好些，仕至正六品；三是相继为陇南书院山长，而父亲任其昌在任24年；四是父子诗文俱佳，风格一致，为秦州文坛盟主，相继主纂完成《秦州直隶州新志》《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都是名人名志，传为佳话。子承父业，两代业儒，教书育人，影响巨大。理应设馆纪念。
二、任氏父子供职的陇南书院是现在天水一中的前身，对陇东南教育贡献巨大
任氏父子供职的陇南书院是巩秦阶道的道立书院，清光绪二年（1876年）建成。书院招生后，任其昌、任承允父子先后为山长主持之，人才接踵涌现，使之成为当时甘肃境内的优秀学府。卓异者如刘永亨、张世英、哈锐、陈养源等，皆是进士出身。刘永亨仕至礼部侍郎、工部侍郎，正二品，是清代天水职位最高的官；张世英在陕西渭南等地任知县数十年，大办教育，成绩卓著；哈锐创办天水炳兴火柴公司，有“甘肃张謇”之称；陈养源与时俱进，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光绪三十年（1904年）书院废止后，改名甘南中学堂、天水中学堂等，是天水一中的前身、陇上名校，为陇东南文化教育的发展贡献良多。
三、任氏父子故居主体建筑尚存，可以加以利用
任氏父子故居在士言巷（伏羲庙新建东牌楼南）4号。坐西朝东，一进两院。存倒座、过厅、厅房、后院厢房、书房等。主体建筑尚存，有几户任氏族人居住，因改拆搭建，院内比较混乱。后院树木繁盛，古建门窗保存完好。居住者一经搬迁，整体规划修整，可成很好的陈列馆。
四、任氏父子道德文章一流，有诸多著作等物可以陈列
任氏父子所著诗文集、《秦州直隶州新志》及《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存世尚多，都是很好的展品。另，二人书法作品，民间时有所见。还有其学生著作、和科举有关的文物都作为展品，至而任氏父子纪念馆可兼有秦州科举纪念馆功能。
总之，有故居可以利用，有物品可以展览，建立纪念馆条件很好。加之，任其昌、任承允父子故居在伏羲城东，也就是现在建设的伏羲庙接待中心隔壁，建立纪念馆，有效利用之，既可以很好的保护名人故居，又可以让本地人、外地人了解天水科举的过往，了解天水的历史文化，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课题组成员：
刘雁翔 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
刘俊琪 省政府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