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甘肃省第三产业（以下简称“三产”；相对应，第一产业农业简称为“一产”，第二产业工业简称为“二产”）的占比持续提高，有些年份甚至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实事求是地说，目前，甘肃“三产”的比重虽然很高，但是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层次性短板和效能偏低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调查与思考，提出了可行性政策建议。
一、对我省第三产业发展的动态形势判断
从20世纪末期以来，世界各国的“三产”比重都在提高，但是，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价值实现越来越重要，而不能说明价值实现就可以替代价值创造了。近年来，甘肃省的“三产”比重也在不断提高，甚至超过了“一产”和“二产业”的总和。据统计，1978年甘肃的“三产”比重为 19.3%，2000年提高到35.61%，2010年提高到37.3%。2014年甘肃的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到44.02%，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42.8%），产业结构也由“231”调整成“321”了。
自此以后，从2014年到2022年，甘肃省的“三产”比重一直高于第二产业，并且“二产”与“三产”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到2022年，甘肃省的产业结构已经调整到13.52:35.22:51.25。与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比较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农业比重由20.41%降低到13.52%；二是工业比重由60.6%下降到35.2%；三是“三产”比重却由19.3%提高到51.2%。变化最大的是“二产”的比重下降太大，“三产”比重不仅比“二产”高了16.03个百分点，而且高于“一产”和“二产”的总和。
按照一般规律，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和比重提高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共同性经济特征，特别是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之后是这样。但在这个问题上，甘肃省的情况却是非常独特的。这是因为，甘肃目前的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约50%（特指人均GDP），2021年的人均GDP只有40940.72元，折合为6347美元。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甘肃的“三产”比重却居然连续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比较反常的现象。根据统计，从2017-2020年，甘肃的“三产”比重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与全国的“三产”对比值分别为：2017年是54.13:52.7；2018年54.9:53.3；2019 年55.12:54.3；2020年55.08:54.5。从2021-2022年，全国平均水平又高于甘肃，分别为53.3:52.83、52.8:51.25，但是，高的程度又非常有限。
二、对第三产业比重偏高现象要客观评价
实际上，评价“三产”效能不宜只看速度和比重，更要看行业内部的组成结构，看投资效率，看产业厚度，看产业链条长短，看投入产出率的高低。从价值链和产业链上看，如果没有生产行业提供大量社会总产品，服务行业就没有可能进行所谓的经营活动，效率也无从谈起，实际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第三产业整体发展效能。2021年，甘肃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为5412.0亿元，全国为609680亿元，甘肃的全国占比为0.89%，而甘肃的总人口占比为1.89%，人口占比要比“三产”占比高1个百分点，说明甘肃“三产”的整体发展效能不是很好。再看进出口总额，这是以国际商贸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最能够反映“三产”开放发展的水平和档次。2021年，甘肃省的进出口总额为490.9亿元，全国为39.1万亿元，甘肃的占比为0.125%。如果再考虑FDI（外商直接投资）、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等，甘肃的经济开放综合度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得很多，说明甘肃的装备工业、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等直接支持进出口的产业发展状态不行，致使高层次“三产”发展状态比较差。这与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密切相关。
文化旅游型“三产”的增长明显高于生产服务型“三产”的增长。2010年以来，甘肃省的文化旅游业发展很快，增长率远高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比如旅游业。2021年，甘肃省的国内旅游收入1842.4亿元，全国为2.92万亿元，甘肃的占比达到6.30%，这个比重又远高于甘肃的人口占比和经济占比。再看文化产业。2021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9064亿元，甘肃约为240亿（根据甘肃发展年鉴2019的数据，2017年甘肃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63.6亿元，按照年度增长10%左右估算，到2021年大致为240亿元），甘肃的全国占比约为2.02%。文旅产业快速发展表面看是好事，因为甘肃毕竟有了新的经济增长极，但是，与此对应的是直接服务农业和工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却显迟钝，这对今后的发展影响很大。
“三产”产发展明显倾向于支持居民消费增长，而不是支持积累和生产发展。为此，我们选择了四个指标进行了横向对比核算。一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21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037.1亿元，全国为440823 亿元，甘肃的占比为0.92%，高于GDP的全国占比。二是产值外贸率，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2021年，河南、四川、甘肃三省的产值外贸率分别为13.94%、17.67%和4.79%，甘肃低得多。三是产值收入增长率，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率。2021年，河南、四川、甘肃三省的产值收入增长率分别为45.13%、45.19%和53.9%，甘肃的分配比重明显高于积累。四是收入消费增长率，即人均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2021年，河南、四川、甘肃三省的收入消费增长率分别为68.59%、73.99%和79.1%，甘肃的消费明显高得多。
资本市场建设严重滞后，融资能力比较弱。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金融业都排在所有“三产”行业的第一位，比如美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到第三产业总的增加值的24%，排名第一。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即就是中等发达国家和后起的新兴经济国家，都把金融业作为振兴经济的主要驱动器，作为“三产”的主导行业和龙头行业。与此相对应，甘肃的资本市场建设非常落后，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外资银行分支机构，也没有形成多元金融体系，大中城市也没有金融中心。2021年，甘肃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人民币贷款余额分别达22614.6亿元、23905.3亿元，全国分别为存款余额238.61万亿元、192.69万亿元，甘肃的全国占比分别为0.95%、1.24%。尤其是大部分干部对资本市场问题知之甚少，整个社会偏重于政府资本运作，投资主要看政府项目，FDI和境外投资很少。
科技产业和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弱。科技创新能力是“三产”的核心竞争力。甘肃省的科技综合实力在计划经济时期列全国前几位，2021年已经降低到全国第23位。2021年，甘肃省的科技创新投入强度为1.26%，全国为2.44%，甘肃省比全国低1.18个百分点。全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29.5亿元，全国为27864亿元，甘肃占比为0.46%。在科技人才方面，2021年，甘肃省的专业技术人才有85万人，其中，技术研发人才却只有约4万人，只占24.7%。从“三产”的服务特性来看，甘肃目前在创新问题上的短板，不仅仅是人才流失问题，而且还加上了大量科技成果流失的新问题，即大量科技成果由于科技成果孵化、转化的体制、机制和环境条件太差，而流失到省外。也就是说，不是甘肃没有创新能力，而是人才政策落实不到位和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条件太差。
信息产业发展出现多元化。信息产业是当前发达国家“三产”的主导行业之一，与金融和科技共同组成21世纪“新三产”的“三套马车”。近年来，甘肃在自动化、城市信息管理系统和集成电路等方面在近年来的发展比较快，形成了一定优势和增长极雏形。比如芯片工业。2021年，全国国内集成电路产品产量为3594亿块，甘肃的产量为643亿块，甘肃占比为17.89%。甘肃的兰州市在城市社区民生管理服务系统软件开发和使用方面也是比较先进的，比较著名是有“民情流水线”和“虚拟养老院”等。另外，兰州市还是全国东数西算的主要试验区，庆阳是全国八个大数据中心之一。2021年，全国这方面的增加值达到4.54万亿元，甘肃省的邮政行业业务总量为49.8亿元，甘肃占比为0.11%，明显很低。
三、甘肃第三产业发展结构独特的主要原因
对于甘肃的产业结构来说，表面看非常合理先进，是典型的“321”结构。2021年，全国产业结构为7.3：39.4：53.3，甘肃省的产业结构为13.3：33.8：52.8。表面看甘肃的“三产”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没有差距，只差0.5个百分点。但是，实际效果差别其实非常大。从第三产业的角度看，问题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决策误导。近年来甘肃省“三产”投资非常大，许多大中型项目可能存在论证、规划、策划和建设不周到的问题，因为这些“三产”投资项目来源于政府或者政府主导的渠道，而非民间渠道。从结构来看，这些项目大部分属于非生产项目，部分项目实质上属于由各级地方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兰州北龙口国际商贸城、各地名称繁杂的专业市场、度假村、别墅群、旅游镇等。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项目中的多数经营状态不行，“有市无商”“有区无企”“有店无品”的现象比较普遍。许多地方政府从改变地域和城镇形象，吸引游客和招商引资出发，搞了许多不切实际的“三产”投资项目。结果是投资很大，占地很多，造成大量失地农民，而实际的经营活动基本没有多少，有些地方甚至将“三产”项目搞成了纯粹的形象工程。
重复建设。近年来，包括兰州市在内，几乎所有的市州政府所在地、县域政府所在地、小城镇政府所在地等，都进行了大量城镇基础设施新建项目、改造项目、升级项目等，其中，大多数是“拆了建、建了拆”的项目。许多地方政府领导人心里都明白，这“一拆一建”，固定资产投资就上去了，经济增长也有了，政府业绩有了。其结果无非有三：一是形成大量使用率非常低的“三产”项目和设施，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烂尾项目”，造成严重的基建浪费，现在许多地方政府评价投资项目只看投入和增长目标；二是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基本建设上的攀比之风，互相比形象工程、比招待档次、比酒店星级；三是形成大量地方政府的债务，政府债务越积越多。对于这些问题，多数地方政府一般都不怕，上级也不计较，留给下任去看着办吧。
目标不准。依据一定时期甘肃人口增长率做中长期预测分析知道，到2025年，甘肃省常住人口将为2450万，其中，兰州市的常住人口将有可能超过500万人口（考虑到行政区划调整的可能性和人口人才政策大变化大调整所带来的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全省经济总量有可能达到16000亿，人均GDP有可能接近1万美元。概括地看，经济运行总量将达到3万亿元以上（生产+流通）。这么大的人口规模，这么大的经济流量，需要高层次的城市体系和金融中心来掌控，需要强大的人才和技术支持，需要强大的信息化技术体系来支撑。但是，我省目前的发展条件和在现有的规划和建设方案中，对于这些问题的考虑很不充分，对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后的城市金融、科技和信息支撑体系建设考虑不足，政府决策明显滞后于发展的需要。
结构不顺。甘肃省的“三产”比重虽然高达52.8%，与全国只差0.5个百分点，但不宜据此就认为甘肃的“三产”是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因为，甘肃的“三产”内部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性质的“三产”很少，短板非常明显：一是高层次“三产”发展很慢，比如金融、科技和信息等“新三产”发展非常慢。长期以来，我们在决策和政策导向上只唱文化、旅游和物流等“老三产”的传统戏，在处理“新三产”与“老三产”的关系上办法不多，措施不力；二是现有的大部分“三产”多数也是低层次的，不要说与发达国家，就是与我国东部和中部比较，就是与西部的多数地方比较，差距也已经很大，既缺乏资本市场运作，更缺乏技术创新和公司运营；三是在14个市州和86个县区之间、城乡之间，“三产”的发展差距也很大，不协调和不平衡的问题突出。
部分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投资倾向性严重误导甘肃工业投资和工业现代化进程。研究发现，许多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之所以热衷于投资“三产”，而不愿意投资工业和农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由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所决定的。从客观条件上看，工业投资不仅资本量巨大，而且技术环节非常复杂，一般干部难以驾驭，而农业“投入大而产出小”又是长期存在的难题。也就是说，“三产”投资相对比较简单，就自然成为部分领导干部的投资偏向首选。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某些地方政府对部分学者的不负责任的建议主张缺乏准确判断，由此盲目向“三产”安排项目。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度化现象，某些地方和城镇出现的“有市无商”“有区无企”“有店无品”的情况就是证据。
四、促进甘肃第三产业提质增效的政策建议
按照省委关于加强落实和提高效能的政策要求，提高“三产”的发展效能，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奋力打造“新三产”发展格局，稳定、改造和提升“老三产”发展效能，促进“三产”结构不断优化和效能提升。
（一）要高度重视“三产”发展提质增效问题
甘肃的“三产”发展到目前，主要问题不是总量问题，不是比重问题，而是结构、质量和效能问题。而影响结构和效能的主要原因不在市场机制，而在政府机制，在部分领导干部的一定程度的盲目决策和项目体制误导。目前，甘肃“三产”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是因为中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甘肃“三产”也必须充分考虑新型现代化问题；另一方面，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决心来调整“三产”发展思路、优化结构和提高效能，以便尽快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三产”比重已经比较高了，与全国同步了，问题都解决了；“三产”发展速度上去了，效能就大了，效益就好了；文化旅游膨胀式增长，“三产”整体问题就自然能够解决好了。实际上，我们的“三产”结构短板很多，有些甚至是很致命的。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多数属于体制、机制和经营方式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与部分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相关，而且在大多数地方都客观存在，表现非常明显，所以，应该引起省委省政府领导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如果现在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有可能在重大战略决策和发展上犯大错误。所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研究机构，要在省委省政府新的发展思路基础上，深入研究“三产”如何实现“三抓三促”的问题、路径、政策和措施问题。
（二）要客观判断“老三产”的发展基本效能
对于多年以来甘肃“三产”发展的成就，我们首先应该肯定，近年来我省的文化、旅游、物流的发展确实很快，结构也还可以。但是，这些“三产”仍然属于“老三产”范畴，不是高层次的，比如国际物流和空港通道，说透了就是个运输方式现代化问题。我省是全国较早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但到2022年，我省文化产业比重没有超过2%，而全国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52385亿元，平均占比为4.56%。甘肃的文化旅游业的占比大概是8%，还算不错。但是，物流中间的问题就更多，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不是运输方式问题，而是没有东西可运，浪费了大量基础投资。现在的关键是甘肃严重缺乏“新三产”，即金融、科技和信息产业。我省在这些“新三产”上与发达地区差距非常大。在金融业上，到目前我省还没有外资银行落户，民营金融发展也很慢，而成都、重庆、西安已经在规划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在科技方面，创新能力不弱，但是转化效能太低，大量创新成果（约80%）通过多种途径流失到省外了，主要原因是工业基础太差，加工业太弱，不支撑转化。甘肃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低，主要原因不是平台太低太少，而是产业和企业基础太差。在科技企业和科技人才使用上也存在许多实际问题；在信息产业上，有一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打造能力，但是，规模和效能还没有充分突显出来。
（三）一定要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发展“三产”
资本运作、企业经营、技术支撑、人才保障、开放通道等是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措施。在新时代，发展甘肃的“三产”必须按照党的二十大精神来做，推动甘肃“三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融合。融合的基本路径有：一是资本运作。规模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但不宜将规模化直接等同于现代化。甘肃的“三产”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下一步要突出解决资本运作问题。资本运作就是办大公司、集团公司、发行股权，进行公司品牌市值评估等，公司运作是资本运作的基础。二是企业经营。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企业化或者大企业化，企业和企业集群才是操作资本市场最得力的主体，甘肃目前“三产”组织的主要特点是数量巨大，单体规模太小，不足以运作资本和股权。因此，要用做强企业集群支撑产业集群的形成，要引导中小型、微型服务企业进行组织创新，进行资本、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组合联合，发展连锁企业、连锁店、连锁服务。三是技术支撑。甘肃“三产”的技术层次比较低，服务方式比较传统。因此，必须改进和提高，要创新传统技术与新技术的融合机制，可以大力发展电商、直销、订单、期货、离岸、口岸等新型的服务业。四是人才保障。在“三产”人才培养方面要突出企业家、战略家的培养，对“三产”技术传承人也要进行培训，增强他们高层次发展的能力。
（四）结构优化是甘肃“三产”发展的战略重点
总体来看，在策略上要坚持稳定提升“老三产”的效能，突出发展“新三产”，这就是主要的问题导向和政策导向。比如，在金融方面，建议规划建设兰州市西部金融中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同时，规划建设天水、庆阳、酒泉区域金融中心，带动陇东和河西走廊的金融业发展。想方设法引进外资银行，组合民间资本，开发利用私人资本，争取每年多上市几家企业，盘活资本市场，促进甘肃融资市场升级提档，健康发展；在科技创新方面，建议在建设好兰州科创中心的基础上，出台特殊政策扶持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扶持科技企业快速发展，特别是对民营科技企业、农村科技企业要有特殊的支持政策；在信息产业发展方面，建议加大对数字城市、智能制造、智能产业、智能农业等方面的投入，对这方面的招商引资要执行特殊的政策。另外，目前国内其他地区已经有非常先进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要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学习，要向浙江省学习创办和支持民营金融业发展的做法和经验，要向成都、要向东部发达地区学习离岸金融和整体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做法和经验，要向重庆和西安学习打造高级别金融中心的做法和经验。
（五）发展高层次“三产”必须重视大规划大协调
要进行科学的区域“三产”发展规划，进行科学布局，充分挖掘资源，促进“三产”提质增效目标的实现。在金融领域，一方面要搞活和提高现有各种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特别是银行的经营方式，另一方面，要通过规划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银行区等，带动甘肃金融提高效能，金融中心规划要与城市规划融合考虑。可以考虑在临夏规划建设民营金融试验区。在科技创新领域，建议改革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行政管理体制，改为各级行政第一首长直接主管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的体制，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要采取“特事特办、大事先办、优先处理”的政策。在兰州和重点城市和经济带上，要规划建设比较大型的科技成果孵化中心。各个高新区和国家级园区以及科技创业中心建设核心区，要配套建设金融、人才、外贸和技术支持平台。在信息产业领域，目前的规划和发展目标比较成熟，现在的关键是要落实到位。所以，一方面，要按照规划进一步建设好“东数西算”中心、信息中心、人口信息中心、丝路信息中心等，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新三产”的基础设施项目立项和投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新三产”的投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家下达的政府债务指标和“BOT”“PPP”等新型基础投资方式，解决投入不足的难题。
执 笔：李含琳 省政府文史馆研究员、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