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兰州大学教授 王冀青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8月19日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加强敦煌学研究”的总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敦煌学是当今一门国际性显学，世界上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印度等国不少学者都在从事敦煌学研究。研究院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性展陈活动和文化交流对话，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要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求是》杂志2020年第3期第7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向我省敦煌学研究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向全国敦煌学界提出的长远要求。为了进一步提升我省敦煌学研究的发展水平，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的回归，我们建议尽早开展对国际敦煌学史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刊布工作，陆续影印出版大型敦煌学研究资料丛书《国际敦煌学史档案文献丛编》（以下简称《丛编》）。
近代百年间，英国（包括英属印度）、法国、俄罗斯、德国、瑞典、美国、日本等十余个国家的近百位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和文物盗掠活动，导致数十万件古代丝绸之路遗物流失海外。1900年6月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后，数万件敦煌文物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劫掠到英、法、俄、日等国。从19世纪末年开始，欧、美各国学者对敦煌文物及丝绸之路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出版了大量图册和论著。1909年开始，中国、日本学者加入研究行列。1925年，日本学者将这门国际显学命名为“敦煌学”，并将其分为“狭义敦煌学”（关于敦煌周围出土文物的研究）和“广义敦煌学”（关于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塔里木盆地及吐鲁番盆地出土文物的研究）两个层次。由于研究资料多秘藏于外国博物馆、图书馆中等原因，中国的敦煌学研究长期落后，以致于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说。
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非常关心流失海外敦煌、新疆文物的命运。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先后拟定“海外藏敦煌文献调查研究”、“海外藏敦煌美术品调查研究”、“海外藏新疆文献调查研究”、“海外藏新疆美术品调查研究”等4个内部重大项目，委托国内相关高校、研究机构进行初步的调研。但由于在国内迄今尚无法看到国际敦煌学史原始档案，致使相关课题迟迟不能形成准确而权威的研究成果。要全面提升敦煌学研究水平、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必须做好基础性的资料工作，首先在世界范围内挖掘、整理国际敦煌学史档案文献。
国际敦煌学史档案文献包括1820—1949年间形成的与甘肃、新疆考古有关的各类档案文献。其中主要包括：数十位各国探险家、考古学家的旅行日记、游记手稿，文物发掘记录、购买账簿，考察途中绘制的各种平面图和拍摄的照片，早期出版的各种考古报告书，早期学术期刊上刊布的各种记录，早期新闻媒体上的各种相关报道，近代数百位敦煌学家在敦煌文物整理、考释、研究过程中的往来通信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两大敦煌学史档案宝库，是欧洲藏斯坦因档案和伯希和档案。按照各国相关法律，1949年以前的国际敦煌学史档案已全部解密，不存在任何版权问题。
由于《丛编》涉及多国档案，卷数浩大，单靠国内少数单位、专家的力量，难以完成；单靠国家级、省部级的若干社科基金项目资助，也是无法完成的。建议由甘肃省人民政府邀请全国各方力量，仿照近期《陇右文库》编纂出版项目（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文件甘宣通字[2020]25号）的体例和方式，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统一领导《丛编》的编纂与出版工作。《丛编》编纂委员会由国内长期从事国际敦煌学史研究的专家组成，参编单位主要包括省内的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单位，以及省外的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为了保证出版质量，建议采取省内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内著名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等）联合出版的方式。全书出版的周期，限定在10年之内（2021—2030年）。《丛编》出版初期，可由省财政拨款至少200万元启动经费。后续部分，可由相关出版社以申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重点图书资助的方式加以解决。
《丛编》的规模，初步计划为200卷。包括8辑。其中第1辑“英国（附印度）编”40卷，第2辑“法国编”30卷，第3辑“俄罗斯编”20卷，第4辑“日本编”20卷，第5辑“德国编”20卷，第6辑“美国编”20卷，第7辑“其他外国编（瑞典等国）”20卷，第8辑“中国编”30卷。
《丛编》的编纂、出版工作分国别按编进行，成熟一编，出版一编。建议率先出版《丛编》第1辑“英国（附印度）编”40卷，因为英藏敦煌学史档案是全世界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价值最重要的部分。自1989年开始，兰州大学相关课题组十余次赴英国、印度等国搜集、整理以斯坦因档案为主的敦煌学史档案，迄今共获得近10万页档案的照片复制件。通过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英国藏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教育部资助项目“海外藏中国西北文物的外流途经及所有权归属问题研究”等10个项目的研究，业已完成各种英藏档案的整理、研究、编纂工作，可争取于2021—2025年间完成出版工作。在此期间，编委会可分别编纂、整理其余各辑，力争于2026—2030年完成出版工作。
《丛编》完成编纂和出版工作后，必将大大提升我省乃至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水平。其重要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习近平总书记号召以“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与英、法等国的敦煌学界进行文化交流对话。通过刊布原始档案的手段，对英、法等国敦煌学史的起源、发展、现状加以梳理和披露，是引进海外敦煌学研究成果的第一步，也是推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丛编》及其解说论著，必定成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最新一流成果，可让我国敦煌学界从根本上牢牢把握敦煌学研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二）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而数字化回归的基础是了解海外藏敦煌遗书的收藏、转手、整理、研究、刊布情况。《丛编》的出版，有助于推动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可为我省、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提供基本而全面的资料。
（三）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敦煌莫高窟近3个月后，于2019年11月12日访问希腊雅典卫城博物馆时，又提出以下建议：“由于历史原因，中希两国都有大量珍贵文物迄今仍然流失海外，双方可以加强合作，使这些文物能够尽早回到自己的祖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3日第1版）这是对季羡林等老一辈敦煌学家自1997年开启的“索还敦煌文物”运动的鼓励与支持。《丛书》的出版，可为研究流失海外敦煌文物尽早回归祖国的可行性提供可靠依据，可在海外藏中国西北文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上取得话语权，从而为中国政府在条件成熟时索还敦煌文物提供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促进流失海外珍贵文物尽早回归祖国的任务，我省敦煌学界应该有所作为，为完成这一神圣使命而努力奋斗。